西南联大成立之初,只是为了把大学教育的长明灯持续下来,保持我国的学术文化不中断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在长沙合并为一校时称“临时大学”,迁昆明后正式定名称为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。三校各推一人为常委:蒋梦麟(北大)、梅贻琦(清华)、张伯苓(南开)。三校常委集体负责领导。蒋梦麟、张伯苓常驻重庆,常委长期主持人是梅贻琦校长。

西南联大值得怀念的是它的自由宽容、博大深宏的学风。团结师生的凝聚力是爱国主义。

联大教授重创新,都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,讲现成的教科书为不光彩。这也是其他大学稀见的。

联大抓体育抓得很紧,功课都及格、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。联大还规定,文科学生必选一门自然科学,理科学生必选一门人文科学,目的在于培养通识人才。

入学第一年,英文、国文(语文)都是重点必修课,必须学好,这两门不及格不能升级。一年级语文课教师,记得有余冠英、李广田、沈从文等十来位。英语教师有王佐良、李赋宁、叶檉、查良铮等十来位。这些教大一英文、国文的教员,后来都成了知名的诗人、专家、学者。

1943年,中国也派遣远征军出国到缅甸,与美英联军共同作战。中国军队需要大量翻译到美英军中当译员(上尉军衔)。时值寒假(只差半年毕业),西南联大号召全校四年级男生都去当翻译,体检合格后培训一个月,即上岗。可见西南联大学生英文基础比较扎实,文、理、法、工各科学生都能胜任。

平时学生考试,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,意见与教师相反,只要有根据,也可以拿高分。记得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《财政学》,这是一门既有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的课程。经济系的同学说,有一年考试题目是“假若我当财政部长”。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,既有个人的努力,也与鼓励创新的学风有关。

西南联大办校正值战争年代,有一半的日子天天躲避日寇飞机轰炸,物价飞涨。师生在半饥半饱状况下,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。自1938年至1946年,先后在联大毕业的本科生(包括持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学籍的)总计有3700余人。这些毕业生在当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都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凡是到过西南联大的中外学者,都认为西南联大创造了办大学的奇迹。

所谓奇迹,无非是对稀见事物的一种称谓。奇迹出现,绝非偶然。魏晋哲学家王弼说过,“物无妄然,必由其理”。

西南联大没有什么独特之处,其实就是原来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奉行多年、行之有效的方针,就是“海纳百川,心系天下(爱国主义),百家争鸣,不断创新”,也就是“五四”精神在教育方面的具体化。由于民国期间长期军阀混战、政治混乱,只有教育界几所有水平的大学保持着“五四”以来的“科学与民主”这一小块净土。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等校按照教育规律办学,办学方针实事求是,教学方式百家争鸣,不强求纳入一个模式。同一课程,如“唐诗”,闻一多与罗庸两人观点不同。一样古文字学,唐兰与陈梦家不同。同一课程,同一教授,今年与去年不同。教授之间互相听课,师生之间可以互相保留不同的学术观点。撰写论文,学生可以不同意导师的见解,只要持之有故,有充实的根据,教师就会通过他的论文。

联大不提倡读死书,同学们都十分关心国家大事。当时的头等大事是支持抗战。

联大在科研工作中从不抱残守缺,在战时与海外大学交流十分困难的条件下,师生们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前沿各领域。有人回国带回一本新书(江泽涵教授的一本《拓扑学》),当时尚不具备复印条件,教授们曾辗转手抄。

我在西南联大先当过学生,后来又当教师。我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第一批研究生(一共招过两届,我是第一届)。研究生与北大几位导师教授同住在一个宿舍(靛花巷),又在同一个餐厅开伙食,因为房间小,分在两处用餐。师生们朝夕相处,谈学问,谈生活,议论政治,也随时讲些历史掌故,关系十分融洽。师生之间经常交流,有学术的,有思想的,这有点像古代的书院。北大文科研究所,正所长是傅斯年,副所长是郑天挺,罗常培戏称郑天挺先生为“山长”(古代书院的导师及主持人)。

我们同住的导师有罗常培、郑天挺、陈寅恪、汤用彤、姚从吾几位。

第一批研究生中,后来知名的有王玉哲(南开大学)、杨志玖(南开大学)、阴法鲁(北京大学)、周法高(台湾,院士)、逯钦立(东北师大)等。

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有王瑶、冯契、季镇淮、王浩等。南开设经济研究所于重庆,其研究生的情况我不熟悉。

如问西南联大何以能创造奇迹,可以明确回答,这奇迹来自1919年“五四”爱国运动,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(外抗日寇,内争民主),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,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,“五四”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。当时云南地方政府对重庆的干预有所抵制,这种环境也增大了西南联大民主运动空间。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人人关心国家命运,抗战必胜、日寇必败成为联大师生的共识。

西南联大虽早已结束,但联大精神是常青的。实习编辑你:董登峰)